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

解读“习近平时代”

 

信息处摘录整理

 

 

要理解习近平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刊发各种专家解读，反复聚焦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其目的是让这些概念、观点、思路和措施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动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时代的战略任务和宏伟蓝图。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回应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生活相结合，变成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和创新的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展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新思想只有放在这个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和发扬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所开启的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以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一、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

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需要从政治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来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两者消融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以名留青史。中国的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着对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近年来，国内新清史、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政治诉求。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及其带来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的宪法序言一开始就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章关于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宪法序言的修改，这无疑是把政治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意义上国家的根本大法。故此，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之进一步发展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采用代际政治的历史定位方式是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有效地巩固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内的权威地位，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一方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这种代际更替刚好和宪法中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规定结合起来，这在客观上形成代际更替的政治格局。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所展现出历史天命意义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可以说，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例如，中国政治历史上名垂青史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其历史地位并不是按照代际来定位的，而是按照他们所开辟的历史空间来定位的。恰恰是他们的政治努力创造了政治时间，从而形成了后人进行时代划分的坐标。

更重要的是，代际政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混淆正当性来源，无疑会瓦解共产主义的信仰、理想和代表人民利益及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用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反是从历史天命的角度，按照特定的政治时间节点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了在每个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回应历史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多个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了邓小平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阶段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即“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第四个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二、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学者们所理解的习近平时代。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党的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外有一股政治力量企图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企图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颠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如果再不进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会出现倒退且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无法保障。他们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言而喻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分化现象，尤其看到一些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地席卷国民财富时，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也引发不少人反过来试图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路线。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有不少人评价为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五年的总结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历史性变革”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习近平在党内作为领导核心的领袖权威地位。

如果用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其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仅来源于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法定职务而获得的“法理型权威”，来源于在党的历史传统中成为“传统型权威”，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史阐释为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些人想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对毛泽东的功过做出了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教条，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法治社会不能忽略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不能忽略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对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忽略领袖和伟人、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翻开人类历史，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坚实地奠定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法统基础。

三、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个定位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定位。

中华文明曾经创造了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中国文明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互鉴。当西方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人为了推动与东方的贸易才偶然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帝国的全球殖民时代。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观点，中国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西方人仰慕的对象，中国的繁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然而，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过两条革命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俄为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格局来定位中国革命，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按照中国实际来开创新的革命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对路线矛盾在党内演化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何者优先的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为此，邓小平借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共产主义放置到较遥远的未来，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由于人们仍普遍缺乏坚实精神信仰的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借机迅速主导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概念。前者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能够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只代表工农利益而出现的代表性危机。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前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了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辉煌的政治想象成功地填补了共产主义愿景弱化所留下的信仰真空。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当然，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仅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能让中国在前进中迷失方向。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简单化民族复兴口号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趋向于民族主义的联想和担忧，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市场。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也是以此为借口。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崛起错误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带一路”倡议是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一种政治幼稚，迅速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的“大国派”主张只有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必须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前苏联的失败将是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了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试图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共产主义，都是源于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概念。正是基督教线性时间的历史观改变了古典的时间循环的历史观。这不仅孕育了对未来美好想象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孕育了西方理论中的社会进步发展观。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基督教的救赎神学与现代理论中的历史进步发展观一脉相承，甚至将共产主义的起源诉诸于基督教中的灵知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解读为世俗版的先知预言。然而，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变成在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无论是列宁构想的“苏维埃加电气化”，还是毛泽东构想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理想一旦落到现实生活中就丧失了原来的色彩。正是由于共产主义哲学理念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建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引发毛泽东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类似基督教中的“千禧年追求”，上帝的降临只能被不断地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证实上帝审判，恐怕基督教也将面临丧失信仰色彩的难题。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没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不再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成为一种马上要实现的生活状态，而是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共产主义不仅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且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由此融入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被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伊甸园状态，而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一开始就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在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个表述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将其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因此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而将共产主义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之中。可以说，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绝不可能回到中国的过去，而必然是“旧邦新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则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定位。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三个定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例如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第二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当时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了“论十大关系”所开辟的道路上，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当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而如今中国救了社会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文字表达的凝练，而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无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都假定有一个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在那里，这就是马列著作和苏联实践中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增加一些“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原教旨的发展模式，而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就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激励着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对习近平时代的定位不能局限在党史、共和国史和中华文明史，而是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入到全球文明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不同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随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模式对英美模式的挑战也宣告失败。进入20世纪之后，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这些后发达国家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无疑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也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然而实际上将导致以“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黑暗时代。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是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突破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了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防止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开除球籍”。这种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亦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贡献主要来自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运用。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融为一体，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两个概念。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真正的天下主义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像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那样试图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和互联网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因此，与德国、苏联、美国的崛起追求世界霸权不同，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这种例外主义恰恰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二元对立中最终克服矛盾对立而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和合理念。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超越西方文明并包容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

由此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模式还是20世纪的苏联模式，这两次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始终是西方文明内部发展道路的分歧。这几种发展模式都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终结”模式。唯有目前我们正在建构的“中国方案”才真正是从中国文明的历史传统出发来建构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果说近代以来一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怎么学习和消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习近平时代所建构的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无疑要把这种学习和借鉴转化为传统文明的再生，从而缔造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不仅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也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无疑是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出发，否定了后冷战以来西方人给出的“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这两条文明发展道路，描绘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

五、主人与奴隶：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殖民地，要么必须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就此依附于西方。这就是1840年以来西方枪炮带给中国人的现代性命运：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并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首阶段的胜利，从而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苏联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担纲者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发展战略，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的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这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选择，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就像两个人打架，有的人被打败了就认怂服输，从此变成小弟或狗腿子;有的人虽然被打败但绝不服输，屡败屡战并最终要战胜对手。前者日子很舒服但缺乏尊严，后者意味着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必须走一条艰难和痛苦的道路。在西方哲学中，这两种人格就在哲学上构成了奴隶人格和主人人格的区别。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的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认识论哲学。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所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拥有奴隶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由人，成为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主人、自由人、公民、人和主体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概念。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其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而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开端。从此，无论是维也纳会议还是巴黎和会，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是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产物。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是强国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精神”这个词则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全面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六、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主人出现，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这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因为在这五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斗争的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斗争”成为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在全文共使用了23次。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甚至用文学的笔法比较了历史潮流中的两种形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前者是以斗争精神争取胜利的主人形象，而后者缺乏斗争勇气，必然落入奴隶的命运。两种形象的描述和对比，在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主人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无疑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人必备的精神品格，正是人民群众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行动能力。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尤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不仅来源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多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新”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论要高于矛盾论，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行判断。正是从实践论出发，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区别的“两种矛盾学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言，斗争就不是首要的，说服教育才是主要手段。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点不在于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来把握矛盾的性质。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党的事业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从实践出发对社会政治矛盾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党中央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原则，重新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对“文革”的否定也自然带来对矛盾哲学和斗争精神的冲击。在与西方接轨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学和法学主导的、以中立性和非政治化为特征的新政治话语。这套话语渐渐遗忘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削弱了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日益变成了一种新教条主义，背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忘记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样浅显的道理。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逐渐淡忘矛盾学说、斗争学说和实践学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就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一旦如此，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将渗透到党内，各种力量将“围猎”政府官员并结成利益集团以谋求政治上的权力，甚至企图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中国将面临着重蹈前苏联崩溃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这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无论是与美国搞“和平竞赛”，还是将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苏联共产党从根本上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武器，导致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重要的丧失了为政治信念而斗争的政治本能和生存勇气。哲学武器的丧失必然带来斗争精神的丧失，理想信念的丧失也必然带来主体精神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导向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后来一度走到了“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但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他们不仅在革命运动中锻造了斗争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而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培育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从而培养了一代扎根中国大地的政治精英。今天，这一代人正成为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因此，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问题“举旗定向”，正心诚意高举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一旦重新掌握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分析工具，那么斗争品格必然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品格来源于马列主义的哲学自觉，主体哲学中斗争精神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有矛盾就意味着有冲突、有斗争，而斗争必须在实践中针对现实问题展开，从而解决现实矛盾，推动实践向前发展。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而斗争的根源就在于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正是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文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回到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上来。可以说，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重提矛盾论和斗争哲学绝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把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党政体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习近平时代的宏伟蓝图是通过历史展现出来的。在经史不分的叙述传统中，这种历史叙述背后隐含着一套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思想，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这个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什么不同，首先就在于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如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并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探索党如何领导国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在“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因此在前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与此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我们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在“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摧毁国家机器，“以党代政”的乱象。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人治”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在党政分开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有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所谓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对国家的领导。此外，法治发展推动了人权保护，一些有政治诉求的运动就借“人权”和“法治”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也因此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与党的领导国家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正是针对这个长期探索但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而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这套新党政体制无疑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旧党政体制，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新体制。而这个新体制必然意味着要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党的领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从而让党规和国法形成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而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探索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的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由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支撑新党政体制的核心价值必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看起来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改革开放时期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并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多元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重提十八大报告所总结的核心价值体系，意味着建构更为凝练、更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党的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教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面临佛教的挑战而经由宋明理学实现了伟大复兴，从而将中华文明从华夏本土扩展到整个东亚，那么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新教-自由主义的挑战，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中华文明的再次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